Z002雍正二年甲辰惠孟臣刻義和款思亭朱泥壺
明末二惠與孟臣壺初探
關於惠孟臣和惠逸公
明代是紫砂壺創作的興旺時期，紫砂壺藝得到長足的發展。明後期天啟、崇禎年間，砂壺藝人名工輩出，各懷絕技，著名壺藝名家有陳子畦、陳俊卿、沈君盛、陳正明、徐令音、周季山、惠孟臣、沈子澈、項聖思等，其中以惠孟臣成績最卓著，為時大彬後一傑出大家。
惠孟臣生卒年不詳，大約生活在明代天啟到清代康熙年間，荊溪人。清代有兩位文人在文章中提及他。一位是文學家吳騫，在所著《陽羨名陶錄》裡說：“惠孟臣不詳何時人，善摹仿古器，書法亦工。”他還說：“海甯安國寺，每歲六月廿九日，香市最盛，俗稱齊豐宿山，于時百貨駢集，餘得一壺，底有唐詩‘雲入西津一片明’句，旁署‘孟臣製’，十字皆行書，制渾樸，而筆法絕類褚河南，知孟臣亦大彬後一名手也。”從吳騫的記敘中知道孟臣也是時大彬之後一位製壺名手。另一位是吳騫的好友張燕昌，張說自己“少年得一壺，底有真書文杏館孟臣製六字，筆法亦不俗，而製作遠不逮大彬”。
這大約是關於惠孟臣的最早的文字記載。兩位元文人是在確認其作品精美後，才為他留下一段文字，而這種文字敘述應該說是比較可靠的。
“孟臣”姓惠，是從聽泉山館珍藏的白砂大壺中得知的，根據是此壺底款有“天啟丁卯年荊溪惠孟臣製”楷書十一字。關於他的姓氏、籍貫和大約生活年代有了較明確的斷定。
惠孟臣壺藝出眾，獨樹一幟，作品以小壺多、中壺少、大壺最罕，所製茗壺大者渾樸，小者精妙。善於配製多種調砂泥，有白砂、紫砂、朱砂，以朱紫者多，白砂者少。壺式有圓有扁，有高身、平肩、梨形、鼓腹、圓腹、扇形等，尤以所制梨形壺最具影響，十七世紀末外銷歐洲各地，對歐洲早期的製壺業影響很大。據說安妮皇后在定製銀質茶具時，要求模仿惠孟臣的梨形壺。孟臣所造小壺大巧若拙，移人心目，以擅製小壺馳名於世，後世稱為“孟臣壺”，這種小壺特別適合於飲功夫茶，因而風靡南國。後期專製朱砂幾何形小壺，造型奇、體積小、工藝精。這種壺式為後世水準壺的前身。孟臣壺工藝手法極洗煉，富節奏感，尤其是壺的流嘴，不論長或短，均剛直勁拔，有著與眾不同的鮮明特色。壺體光澤瑩潤，胎薄輕巧，線條圓轉流暢，成為孟臣壺突出的風格特徵。
惠孟臣製壺除注重壺體渾樸精妙外，尤注重銘刻的書法。他的刻款書法秀娟，不離唐賢風格，筆法絕類唐代大書法家褚遂良。“孟臣壺”傳器款識有書“文杏館孟臣製”、“荊溪惠孟臣製”、“惠孟臣製”、“孟臣製”。有的前面標有製作年份或絕句，如“大明天啟丁卯孟臣製”、“水浸一天星孟臣”、“葉硬經霜綠孟臣製”、“煙村四五家孟臣”或“雲入西津一片明”、“寸心千古秀”等詩句，一般是在十幾字組成的詩句或吉祥語閒章下鐫刻孟臣制，字體多為楷書，也有行書體，筆勢靈動，具書法韻味，用竹刀刻劃，後期作品並用鈐印。孟臣壺的款識以蓋內有“永林”篆書小印者為最佳精品。
今天我們所見有惠孟臣印款的茗壺最早為天啟丁卯（1627年），最晚的已是雍正二年甲辰（1724年），現存的一件磨光束腰小壺刻有“雍正二年甲辰惠孟臣元茂（製）”字樣。前後相距近一個世紀，而惠孟臣的創作生命決不會如此之長，那麼束腰小壺只能斷代為清壺，不是明壺。清代還有許多刻有“孟臣”或“惠孟臣”款的作品，它們只可能說是惠孟臣後人所製。後人冒名仿造贗品之多，時間連續之長，這在明清紫砂壺傳世名作中是處於領先地位的。因此“孟臣壺”就成為紫砂名壺鑒別上最難斷代的一種壺。
孟臣壺的燒製年代一直存在歧義。自明代天啟年間到清代雍正年間這一百年時間裡，一直都有署惠孟臣名款及印章的作品出現。在惠孟臣死後三百多年，許多有“孟臣”款的小壺仍在不斷出現，且不限於宜興一地。在廣東潮汕和福建閩南一帶及臺灣地區盛行功夫茶，茶具四大件中“壺必孟臣壺”，民間崇尚，流行甚廣，翻起壺底，蓋有“孟臣”印記的，幾乎家家都有一兩把，可見孟臣小壺名流衍之久遠。我們今天所見的除了傳世的真器和清代的仿造品外，大都為當地燒製，並非宜興紫砂器。所謂“孟臣壺”只不過是泡飲功夫茶所用紫砂小壺的一個代名詞而已。後世仿孟臣壺的多為小壺，民間大量的朱泥水平壺多署款“孟臣”，代代都有出品。孟臣壺的名聲大振，振在水準小壺上，在制壺史上惠孟臣的名字幾乎成了水準壺的專用名詞。究其原因，恐怕是功夫茶盛行地區茶人的偏好所致。清人金武祥在他的《海珠邊瑣》中說：“潮州人茗飲喜小壺，故粵中偽造孟臣、逸公小壺觸目皆是。”迄至今日，紫砂藝人仿造孟臣小壺仍比比皆是。水準壺作為特定的壺型，它符合功夫茶茶人“三山齊”的審美要求。金武祥文中提到的“逸公小壺”是指清康熙、乾隆年間著名壺藝家惠逸公的作品。惠逸公壺藝與惠孟臣不相伯仲，世稱“二惠”。逸公製壺大小均有，諸色泥質具備；孟臣作品，小壺精妙，大壺渾樸，逸公則工巧有餘，渾樸不足，小壺製作精巧，但比不過手製大壺古樸可愛。兩人款識書法俱佳，孟臣工楷書，有唐人風格；逸公則楷、行、草書皆長，而楷書尤具唐人遺韻。惠逸公傳世作品著名的如“直筒泥繪壺”，高5釐米、寬6.5釐米，底款有“一二年前喜天外逸公”九字，壺體一面鐫銘“一色杏花紅十裡”，另一面是一幅山水風光圖畫：一間竹屋，有山、有水、有樹，飄著幾朵白雲。壺蓋上有杏花圖案；還有一把底款為“清香伴日吟逸公製”的“梨形壺”也是神品。逸公壺傳世作品比孟臣壺要多，從傳世作品看，風格踵接惠孟臣。兩者不同之處在壺的流嘴上，惠逸公製壺將孟臣壺剛直勁拔式流嘴改成短而略彎的柔和式，改進了的流嘴與造型的工巧、壺體修飾的潤滑協調和諧，構成逸公壺的特色。逸公壺與孟臣壺一樣，後世贗品之多等量齊觀。
惠孟臣的作品
近幾十年來，惠孟臣的作品發現不少。1975年在廣東陸豐明末清初的黃廷霖墓中曾出土過一把惠孟臣手製的紫砂壺。美國新澤西州的紐沃克博物館藏有一把朱砂孟臣壺，壺嘴和壺柄曾破裂，被日本人用金漆修補過。日本藏壺家大都以珍藏孟臣壺為炫耀。國內如張廷濟、蔡寒瓊、潘如庵、聽泉山館主人、披雲樓主、不耽閣主人、碧山壺館主人都藏有孟臣壺真器。聽泉山館珍藏的“白砂大壺”，底鐫“天啟丁卯年荊溪惠孟臣製”楷書十一字，形體淳樸，當系真器。披雲樓藏有一件“朱泥大壺”和一件“沙梨皮朱泥小壺”。大壺底鈐楷書大方印“惠孟臣製”，此壺原缺蓋，系樓主所配。小壺底鐫“惠孟臣製”四字楷書。披雲樓的兩件藏品均載入《陽羨砂壺圖考》。《圖考》作者說：“書法近褚河南”，是件罕見的精品。不耽閣藏有“朱色沙梨皮小壺”，此壺侵粗砂、短流、反底鐫“大明天啟丁卯孟臣製”楷書九字，書法有晉人風格，此壺後流入日本。碧山壺館藏有一件“白泥大壺”，泥質白泥微黝，壺底鈐篆體方印“惠孟臣製”，當系真器。上海壺天閣（四海壺具博物館）藏有一把“柚子壺”，形體渾樸精妙，鐫刻有“一色杏花紅十裡孟臣製”，書法酷似褚遂良。惠孟臣的作品以小最為著稱，臺灣日成珠寶藝品公司收藏的一件孟臣壺，朱泥，呈赭紅色，通高僅6釐米、寬12釐米，底款有“孟臣”二字。《陽羨砂壺圖考》載有謝志輝先生藏有一件“朱泥蓮子小壺”，底鐫行書“天上春光留此夕孟臣製”。張豐林先生藏有一件“朱泥小圓珠壺”，根處鈐“福記”，底鐫篆體長印“荊溪孟臣製”。這些怕只是清代朱泥小壺之佼佼者，信是康乾時期佳作。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有惠孟臣一件“朱泥圓壺”，壺底有“乾隆十三年製”、“惠”篆體陽文圓印及“孟臣”篆體陽文方印。《圖考》載有新加坡宋芝芹先生珍藏的“朱沙大壺”和“朱泥中壺”，大壺底鐫“清風拂面來孟臣”；中壺底鐫“水浸一天星孟臣”，《圖考》作者認為是“不可多得之品”。《中國紫砂圖錄》載有惠氏“六方小壺”，玲瓏小巧，泥色高華，作者認為“此為惠氏代表作”。另一件“乳頭小壺”，壺體似豐乳，圓潤端麗，美而不妖，作者認為是“藏家獵藏名品”。
現浙江嘉興博物館藏有孟臣微型小壺“一滴壺”，高3.8釐米，口徑2.8釐米，紫紅色，胎泥精細，造型屬梨式壺，鼓腰、圓口、平沿、環把、流口微翹。壺體光素無華，拙樸內蘊，小巧玲瓏，韻味獨具，是件難得的真器。孟臣小壺一般容量多在100毫升左右，這把一滴壺容量不足70毫升，它是目前發現的孟臣壺真器中容量最少的微型壺。正因為容量少，流口亦小，倒茶只能一滴一滴從細小流口滲出，稱它為“一滴壺”，確是十分形象貼切。此壺原本為清儀閣主張廷濟所藏。張廷濟（1768－1848年），浙江嘉興新篁人，精于金石考據之學，尤擅長文物鑒賞，對紫砂壺的收藏鑒識，聞名遐邇，被載入史冊；每藏一器，必系以詩文、題跋、銘記。閣主生前對“一滴壺”關愛備至，特配製圓形紅木壺座、四方梨木壺匣，親筆撰書底款與題跋。壺座底雙圈內篆刻有“一滴壺值千金”，環圈排列。壺匣蓋面刻“一滴壺”三字篆體及“嘉興新篁張氏清儀閣藏、徐同柏識”行書款識。壺匣蓋背面刻有題跋：“孟臣姓惠，海昌吳兔床山（今嘉興海寧）人，《陽羨名陶錄》未之詳也。此為海鹽錢祚溪翁本誠所遺，從子辛有為作緣得之。銘曰：曹溪水一滴，終古流不竭，五石之瓠所容，惠子所以雲棄物。道光丁酉七月二十三日，嘉興張廷濟書，海鹽張辛有刻。”題跋中惠孟臣的籍貫“海昌吳兔床山人”可存疑，蓋惠孟臣乃荊溪（今宜興）人也。
孟臣壺傳世真器中還有一件“折腹壺”，通高6.6釐米，口徑4.9釐米，最大橫寬18.2釐米，造型屬標準的孟臣式折腹壺，壺身輕薄，平滑而有光澤，上刻有盧仝《七碗歌》（《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全詩，重複刻兩次，共124字，字體行草，流暢灑脫。壺蓋以鈕為圓心，環形刻有“盧仝七木宛香”五字，壺底落款“平生一片心孟臣”。這把孟臣式折腹壺有些圖錄或著作中列為“明惠孟臣折腹壺”，標明為惠孟臣作品，並以此評價孟臣壺的藝術品位極高，說作者將“盧仝七木宛香”詩與壺藝融為一體，是一件經過精心構思的精品云云。在紫砂茗壺上鐫刻字畫、題詩文，是清代中期文人陳鴻壽創導的一股紫砂潮流。陳鴻壽之後，仿效者眾，壺上詩畫遂成壺藝一絕，風靡晚清，迄今這類作品在民間流傳頗多。由孟臣壺藝、盧仝茶詩、曼生詩款篆刻融於一壺的折腹壺是一把孟臣式的好壺，卻並非惠孟臣手製的“孟臣壺”，不是傳世真器，也不像某些著錄上說的“已有三百餘年的歷史”。它應被推斷為清末民初的作品。視其製工之精細，可認定是某位近代陶藝家所制，決非一般工匠所為，不過他的名字無法也不可能留在壺上，但它畢竟是件文化品位極高的藝術品。在清代中葉以後直到民國年間，一些由文人邀請製壺高手仿製的紫砂壺，不應因其是仿品偽作而廢棄，而應認真辨識，鑒別出是哪位高手名家的佳作，當然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由於孟臣壺在民間流傳頗廣，代代都有仿品，因此成為紫砂壺鑒別上最難斷代的一種壺。其斷代方法雖不易下確切論斷，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一些細節特徵上去認定，比如製工，孟臣壺是“渾樸工致兼而有之”，這就是說不可能太精工。製壺史上在明末清初這個階段，壺內底面均不甚精細，至清代中葉，製壺藝人才在壺內以竹刀修刮。造型上明末清初的小壺蓋唇不長，把圈的位置略高。所謂小壺的容量，也就是壺的形制大小，晚明時期出品的小壺並不少，很少有低於容量140毫升的，若在60毫升以下，大抵是清代中葉以後的作品。如朱泥壺壺蓋內有“水準”字樣，最早出現是在清代道光年間。對於民間大量的朱泥水平小壺，且多署款“孟臣”，則須細加鑒別。
惠孟臣造壺到底何時代-史愛平
在荊溪諸多紫砂造壺高手中，惠孟臣是個謎。不僅其壺製造傳承為謎，就連其為何時人，也是謎。就目前所見，孟臣造壺紀年刻款中，就有“大明天啟丁卯孟臣製”、“雍正二年甲辰惠孟臣”、“雍正四年、“乾隆十三年製惠孟臣”、“乾隆年製惠孟臣（香）”及無紀年款等等多種情況。導致說法頗多：
（1）明代天啟年間說。認為孟臣在明代晚期造壺。
（2）清代康雍年間說。認為孟臣在清代康熙、雍正朝造壺。
（3）清代康雍乾年間說。認為孟臣在清代康雍乾三朝，特別是在雍正和乾隆朝如同隱士般造壺。
（4）不知是何時人，因此不知在何時造壺（排除乾隆後）。
以上說法都各有理由或來歷，各類專著也都從不同角度採用不同說法。但可做為依據的決定性因素還是太少了。儘管如此，人們還是發現了共同問題：
一、《陽羨茗壺系》的作者明末學者周高起，把明代有影響的造壺家進行了收集，從金沙寺僧、供春起到董翰、趙梁、元暢、時鵬、李茂林、時大彬、李仲芳、徐友泉、歐正春、陳仲美等等都涉及到，偏偏就沒惠孟臣的名字。
難道惠孟臣不夠格，還是周高起一時疏忽漏掉？
惠孟臣的名氣大家都知，其製壺“大壺渾樸，小壺精巧”，所製朱泥壺享有“一無名、二思亭、三孟臣、四逸公”之美譽。中國東部和東南部孟臣壺更是家喻戶曉，在數量上佔有很大優勢。專家統計，國內外從1981年到2000年出版的12種圖錄所展示的清代至民國初的1040件茶壺中，即有244件孟臣款茶壺，約占四分之一。
這樣的造壺家豈能漏掉？又有多少把握說周高起是疏忽？隨之而來惠孟臣是不是明代人的問題突顯十分敏感。即周高起沒記錄惠孟臣，並非疏忽與否，而是明代不存在惠孟臣這個人。除周高起外，明代所有談及紫砂的著作中，也都沒記惠孟臣這個人，若說在此問題上大家都疏忽了這種看法很難站得住腳。
二、歷史上第一次記錄惠孟臣名字的恰恰為清乾隆學者吳騫（1733-1813）寫的《陽羨名陶錄》。在這本書中首次提到惠孟臣，並說他曾得到過一把孟臣所造之壺。清人李放在他的《陽羨陶人》中也提到有人收得孟臣壺一把，再次對孟臣表示了關注。這裡需說明的是，吳騫在得到一把孟臣壺後卻在《陽羨名陶錄》中說他對惠孟臣“不祥何時人”。這個“不祥何時人”即是後來造成多種造壺時代說法的根子。
我們注意到，吳騫雖然不知惠孟臣何時人，但也絕沒有排除惠孟臣是康雍乾朝人，更沒說他是明代人。當然我們也可理解為這句話無效，可不考慮。
但需認真分析的是，一個人能夠被時代所記錄，一定在當時很有影響。吳騫能在他所處的乾隆時代捕獲到孟臣資訊，知道其名字，一定是和孟臣當時的活動以及得到了孟臣所造之壺有關。可惜的是，他也沒見過孟臣。古代某些藝人封閉式的加工，對工藝保密不外傳的習慣，使得像孟臣這樣高超的造壺大家，不一定願接觸外人。後人把孟臣往往看成是一個隱秘式的高者，也不足怪。
但是，沒有人能夠證明惠孟臣和乾隆朝沒有關係。倘若無關，為何早不出，晚不出，偏偏在乾隆朝冒出個惠孟臣的資訊來，成為吳騫等學者們關注和記載的物件。騎著毛驢找毛驢之怪現象，不應該在這裡被重複。從這裡也可看出，不是學者們記不記，而是有沒有這個人，只要當時出現這個人，學者們自會嗅到資訊“當仁不讓”非記下來不可。
其次，按照記載年代，《陽羨茗壺系》記錄明代造壺大師，到《陽羨名陶錄》又記錄下清代造壺大師，其間相差了一百二十年左右時間。這說明從時鵬、時大彬父子之後到惠孟臣至少也有近百年的時間。這百年之後的時代，只能是清代康雍乾三朝時限界內。
這三朝，以康熙朝為最長61年，雍正朝最短13年。如果從起點康熙朝算起，兩朝相加為74年，至於到乾隆朝只是一個人壽命的延長期罷了。如果從早期康熙20年算起，經過雍正朝，兩朝相加為54年，人在乾隆朝時的壽命延長期會相對延長。如果從中期康熙30年算起，經過雍正朝，兩朝相加為44年，人在乾隆朝時的壽命延長期會更長久。如果從晚期康熙45年算起，經過雍正朝，兩朝相加為29年，則一個人的壽命延長期則以乾隆朝為主了。
像惠孟臣這樣隱秘的製壺大師，壽命會不會更長不好說，但從上述情況分析，乾隆朝對於惠孟臣來說，是一個無法排除掉的概率極大的重要人生歷史階段。目前各類書籍中已將惠逸公確認為清雍正、乾隆年間人，惠逸公也是一位紫砂高手，同惠孟臣早在民間有“二惠”之說，即二人手法風格極其相似，如出一轍，所以經《陽羨砂壺圖考》上卷（1937年李景康、張虹著）論證為惠孟臣同惠逸公是叔侄關係。這個論證很重要。叔侄關係至少解釋了惠孟臣同惠逸公一樣同處清代而非明代。隨之而來也很難排除二人在雍乾時期還在一起幹過的情況。因此惠孟臣生存的可靠性應從康熙起至乾隆時，其造壺年代應以雍正和乾隆朝為重點（尚未尋見康熙實物）。
三、前面已說過，明代的記載中沒有惠孟臣，因此人們不能不很謹慎地對待這一問題。這裡尤其對國內已知的明代天啟年刻款的孟臣古壺要提出更多疑問，而且這種疑問要比其後來清代的孟臣古壺要更多、更挑剔。
因為我們已經發現，人們收藏到有記載最早的第一隻孟臣古壺是在乾隆朝，而不是明代。收藏者即乾隆人吳騫，這記載於他寫的《陽羨名陶錄》中：“餘得一壺，底有唐詩‘雲入西津一片明’句，旁署‘孟臣製’十字，皆行書，制渾樸。”這也是迄今最早的孟臣古壺愛好者的收藏記錄。乾隆人在乾隆朝收到孟臣壺，要比今人的收藏可信度大得多。通常情況下，本朝人收本朝人的東西相對來說容易得多，至於收藏者是否瞭解是本朝人則是另外一回事（吳騫收藏的是一隻刻姓名款而非紀年款器物）。可惜明代就沒有這類收藏孟臣壺的任何資訊。
另外從歷史外貿途徑中我們也可發現，孟臣壺銷往歐州最早的記錄是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中葉開始火爆風糜英法等國，甚至連皇室飲具都要做成孟臣壺中的一種梨形樣子。17世紀末即康熙36年三征噶爾丹時的1697年左右，18世紀中葉即乾隆13年後的1850年左右。如果孟臣是明代人，為什麼這樣的事情不發生在明代而偏偏在100多年後的清代發生呢？要知道明代的水運和外貿條件不比清代差，除非古人在這裡搞的是一場曠古大騙局，讓關公到唐代耍大刀。但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告訴我們，我們的先人們是不會這樣幹的，不會像我們今天這樣信譽不講幹出往牛奶裡摻假毒害百姓的事。這裡最重要的就是給我們提供了1850年前後孟臣一系列活動可資參考的極有價值的支點。所以不論從哪個角度，要否定或糾正明代學者們沒有記載惠孟臣的問題，而確認惠孟臣屬於明代造壺人範圍，達到統一思想之目的，其難度絕非想像。
對明代天啟年刻款孟臣古壺若要證明自身為明代造，必抓好以下幾點：
1、抓明代出土器物，從中找到明代刻款的孟臣款古壺。
2、抓文獻，查找明代還有無記載孟臣之事。
3、找到明代時國內外有關孟臣古壺貿易的跡像或記錄。
4、找到明代時收藏孟臣古壺之人事記錄。
否則很難否定以下意見：
1、惠孟臣不是明代人。
2、明代天啟年刻款只是後世寄託款而已。
3、乾隆朝記錄到惠孟臣的資訊絕非偶然，不能排除乾隆朝惠孟臣仍在活動和造壺的實際存在，否則不會引起那一時代因惠孟臣而轟動歐州海外貿易的紫砂壺熱。
4、惠孟臣屬於康熙、雍正朝的觀點應延續到乾隆朝，即康雍乾三朝。造壺時代應以雍乾兩朝為重點。（史愛平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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