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0-2嘉定派竹類雕刻藝術的製作背景－老莊的敝帚-中國骨董文物專業收藏部落格

嘉定派竹雕刻藝術的製作背景

自古以來中國人是一個喜愛竹子的民族，竹材製品可供日常使用和欣賞，生活中離不開「愛竹」、「用竹」、「畫竹」、「咏竹」、「賞竹」、「寫竹」、「吃竹」。

中國竹類品種眾多，產量豐富。晉代時(265–420)戴凱之所編的《竹譜》書中詳列七十餘種竹名。元代時( 1280-1368 )畫竹名家李衎所編的《竹譜》十卷，是關於竹及畫竹技法最詳盡之作，書中詳列三百三十四種竹名。

簡明大英百科全書記載：竹為禾科竹亞科（Bambusoideae）喬木狀禾草植物，在今白的植物學界，已知的竹有七十五屬以上，共一千餘種。中國是世界上竹類品種最多的國家之一，約有三十屬四百多種。而且分佈廣泛，東至臺灣、南至海南、西至西藏納宗以南地區，北到黃河流域，歷史上均曾為竹類分佈區。

竹性畏寒怕旱，屬溫熱帶植物，盛產於東亞。竹為禾木科多年生木質長幹，長幹中空有節，終年常綠植物葉為平行脈，春季生長筍。筍為竹根所生之芽，逐漸成長生枝長葉成竹。花小色白，甚少開花結果，通常竹子開花後就逐漸枯死，竹子可採收只需三、四年時間。整株竹子可分成竹葉、竹枝、竹幹、竹節、竹兜、竹根、竹鞭等部分。在土表面上的有竹葉、竹枝、竹幹、竹節等。生長在土表下的有竹兜、竹根、竹鞭、竹鬚。竹兜是竹子的地下莖竹幹的下端，竹節多而節間短通稱為竹根，真正的竹根通稱為竹鬚。竹鞭與竹兜連接，是竹子生長成林的關鍵。

竹筍可供食用；竹葉可包粽子；竹枝可做竹掃帚；竹幹可做扁擔、竹屋樑柱、篙竿、竹梯、竹筏、傢俱等等，竹幹在文房器物能製成筆筒、臂擱、香薰等等；竹兜（通稱為竹根）節密且竹肉厚，是製作立體雕刻的最佳材質，如立體雕刻的人物圓雕、動物圓雕、花鳥圓雕、文房圓雕如筆山、水丞等等，其他各種竹製包羅萬象的器物，如竹屋、竹籬笆、竹席、斗笠、竹簾、手杖、筷子、牙籤、畚箕、竹簍、竹籠、竹簡、竹紙、竹筆、弓箭、竹筒炮、竹筒飯、竹筒撲滿、漁具……等等，與簫、笙、笛、竽……等樂器。

竹的種類繁多，竹器雕刻用材，以體碩而質堅的毛竹為上品。取材的標準是要求竹質緊密，竹面平滑，紋理細緻尤其是主要的條件。竹面看不出立紋的，是最好的素材，稱為玉竹，有立紋比較細的也還可用，至於紋理粗糙，上下歪斜的就不能入選。

竹是天然的良材用途廣泛，竹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竹子深受中國人喜愛和歌頌，文人雅士更是寫竹、畫竹、詠竹、種竹以表彰「志節」，書房屋外種植雅竹，書案上擺設竹製筆筒、竹雕文翫器物，廳堂懸掛墨竹書畫，屋內飾以竹栽盆景。彰顯志節挺直嚴正，營造朝氣蓬勃、綠意盎然、清新脫俗的情境。誠如蘇東坡（1036–1101）〈於潜僧綠筠軒〉詩中所說：「可使食無肉，不可居無竹。無肉令人瘦，無竹令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不可醫。旁人笑此言，似高還似癡。若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的境界。

竹在文化層面有很高的地位，但竹作為製做器用的材料，一直屬於「賤材」之列，明中期以前竹雕器物普遍未能受到重視，明中葉開始，文人雅士給予竹器很多的關愛和重視，文人雅士在書齋中給予竹器一席之地，在生活中與竹器親近。正是在這樣的背景條件下，竹雕刻逐漸發軔而成為獨立的一門藝術。當然，晚明文人雅士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和接觸的竹器種類繁多，除竹雕刻文翫器物外，諸如家具中的竹几、竹榻、竹椅，飲酒用的竹罌、竹根杯、盛物所用竹籃、竹笥、竹筒以及竹製簪、釵……諸器等等，不勝枚舉，竹器用品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

嘉定派竹雕刻在工藝要素：原料、市場、技術等，各項有利條件配合之下，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其製作背景分成四單元來論述，內容有：一、明晚期匠籍制度的變革。二、文人審美品味的影響。三、商業經濟繁榮。四、同時期相關竹雕刻工藝派別與技法。

一、明晚期匠籍制度的變革

中國手工業的一直保持著某種程度的發展。到了元代，破壞了原有的手工業，俘虜和掠奪工匠，並確立了匠戶的制度。匠戶制度規定匠戶的地位是子孫世襲的，《元史》記載：

諸匠戶子女，使男習工事，女習黹繡，其輒敢拘刷者，禁之。

明代洪武初期，對於匠戶的戶籍，完全依據元代的舊籍，不許變動。但洪武初期，對於工匠的徵集和使用，尚無具體的規定。洪武十九年（1386）訂出「輪班工匠」的制度：

……量地遠近，以為班次，且置籍為勘合付之，至期賚至工部聽撥，免其家他役，著為令。

根據此法令的規定，凡是劃入匠籍的工匠，分為若干班，輪流到京師服役，每次服役三個月，起初隔兩年就得赴京一次，但是到京師之後，「至有無可役者，亦不敢失期不至」。洪武二十年（1387）訂為五年一班、四年一班、三年一班、二年一班和一年一班等五種輪班法；而且是根據各類行業，察看京師中諸司役作的繁簡來決定其班次。但是這種新制度卻產生了一些不良的後果：

輪班諸匠正班雖止三月，然路程窵遠者，徃還動經三四餘月，則是每應一班，須六七月方得寧家；其三年一班者，常得二年休息；二年一班者，亦得一年休息；惟一年一班者，奔走道路，盤費罄竭。

景泰五年（1454）改為「輪班工作二年三年者，俱令四年一班」。此後全國匠戶都畫一為四年一班。輪班匠隸屬工部，洪武時期集中於南京服役，遷都北京後，南京雖然仍有工匠服役，但是重點在北京，在北京服役的工匠比較多。景泰五年四月乙巳，記載當時的南京與北京匠戶數量為：

通計匠二十八萬九千有餘，除事故外，南京五萬八千，北京十八萬二千。

永樂以後有「住坐工匠」，就是籍隸京師或京師附近，如宛平、大興等縣的工匠，又分為民匠和軍匠兩種，民匠隸屬匠籍，歸內府等管轄；軍匠隸軍籍，屬於都司衛所。此外，尚有因特殊製作需要而留存地方的「存留工匠」。明代匠戶制度中規定身列匠籍者，子孫須世襲不替，但在宣德元年（1426）即曾下詔規定：

凡工匠戶有二丁、三丁者，留一丁；四丁、五丁者留二丁；六丁以上者留三丁，餘皆放回。

嘉定朱氏在明末時，有朱稚征身隸匠籍，文獻中未曾記載其是否有子嗣，不過自明代中期以後，「匠戶」制度已名存實亡，使得朱家有機會脫離匠籍。清順治二年（1645）五月十九日朝廷下令「各省俱除匠籍為民」。明代晚期社會經濟的變革，從事工商卓然有成者，能得到社會人士的尊敬，進而能與士紳平起平坐。

明代不少職業匠人不但讀書識字，更汲汲於獲得文人的認同，以期與文人交往。除了學問外，職業匠人與文人往來仍相當仰賴其技藝。因此，明代中期以後的工藝在皇帝和文人的重視與提倡，以及工匠自身的努力下，蓬勃的發展，雕刻工藝中的竹雕刻藝術也進入了新的境界。

二、文人審美品味的影響

文人書桌上的器物來說，最需用之文房器物擺在日常讀書、寫字的書桌上。自六朝以來的文人雅士以各式各樣的文玩相饋贈。宋代以後的文玩更成為各項工藝美術的主要造型與裝飾題材，文人雅士之間逐漸形成一股講究書齋文具的配套性和藝術性的風氣。從宋代開始，發展至明中期達到了高峰，吸引許多人不惜花時間與金錢去搜尋網羅文翫器物。竹雕刻文翫器物就在工匠與文人雅士共同激盪下，形成與文人雅士美學相呼應的作品，它卽是實用品，並在工匠別出心裁巧思創作下，也兼具有賞玩意趣的美器。

有關明代文人審美品味與文化風尚的書籍有：高濂（1573 前後）撰《遵生八牋》、文震亨（1585–1645）撰《長物志》、屠隆（1592 前後）撰《考槃餘事》等三本書籍最具代表性。晚明屠隆撰《考槃餘事》書中大部份出於高濂撰《遵生八牋》中的〈燕閒清賞牋〉。從《遵生八牋》與《考槃餘事》中與竹雕刻器物關係最密切的文房用具內容作分析，從設計的概念出發，將文房用具分為三大類。

第一類強調不假人力出於天然，材質以天然生成的木和石為主，形貌則像龍形或自然山水。

第二類以自然界的物象為出發點，如花、葉或動物都可以作為器形或裝飾的題材，為了追求和真實物象間的相似性，不得不講求「精緻工巧」，工匠的創意巧思和作工的精準細緻成為不可或缺的條件。

第三類以古代的元素作為創意的來源，宋代以來的文房用具部份流傳至晚明，仍然被使用。宋代（含）以前所遺留下的器物，如銅匜、銅尊罍等，由於時空轉換，原功能不存在，隨著器形、尺寸大小的適用，轉作為筆洗、鎮紙。更重要的則是造型、色澤和材質的古樸，符合晚明的審美觀，遂轉移為文房中的用品。嘉定派竹雕刻作品精緻工巧，工匠以創意巧思和作工精準細緻聞名，成為明清時期最具代表性雕刻藝術。

文震亨是十六世紀蘇州藝壇名人「明四家」之一文徵明的曾孫，從小浸淫在文風鼎盛的環境裡，學養豐富詩文書畫均得家傳，有嚴謹的文人品味。文震亨撰《長物志》一書，列述室廬、花木、水石、禽魚、書畫、几榻、器具、衣飾、舟車、位置、蔬果、香茗等十二卷。分屬工藝美術、建築、園藝諸學科，囊括衣、食、住、行、用、遊、賞各種生活文化，綜合概述文人清居生活的物質環境，是反映晚明文人士大夫的審美趣味。

高濂撰《遵生八牋》、屠隆撰《考槃餘事》、文震亨撰《長物志》等書的刊印，文人好古的風氣與賞玩的活動為蔚為風尚，尤其富豪人家也仿襲各種文人式生活器用。

文翫器物製作的理由，一是工藝家或文人雅士發揮其才能，以滿足他們興趣和慾望的活動；一是人們從日常生活諸物之中，精益求精因而求得內心滿足的一種需求。前者為創作的原動力，後者就是藝術欣賞的心理依據，此兩者立場上雖有差異，而同是為美的活動卻是一樣的，所以文翫器物，多與日常生活和藝術活動有關。

對於以舞文弄墨的文人雅士來說，書齋就是他們日常生活與社交空間，對書齋特別的重視，因而在實用之外，尤其講究文翫器物的美感、格調和氣息，力求營造出一種清雅宜人的氣氛，來激發文思和靈感。《遵生八牋》〈起居安樂牋〉之「高子書齋說」，「高子書齋說」內容代表的是流行於明晚期，文人雅士書齋的生活風尚，可說是一種奢侈講究的風雅，又是一種清雅脫俗簡古隱逸風格的生活，凡飲饌起居、冠服起用、居室庭園無不追求精緻高雅。文人雅士常自放於詩書酒畫，吟花弄月，玩物遣閒。

竹子帶有山林野趣的風味，無不與文人雅士追求的隱逸生活不謀而合。遂使竹製文房清玩之美器身價日漲。在文人雅士與豪門士大夫階層對於器物玩好的種種雅興下，促進書齋常置器物相關手工技藝的發展，源於嘉定的竹雕刻即在此時空條件下，發展成為具有文翫雅緻的藝術品類。

三、商業經濟繁榮

明代之社會經濟卻比宋元時期更繁榮，此時自由經濟已在潛滋暗長，尤其是江南地區，特別是江蘇、浙江的太湖沿岸，山明水秀，土地肥沃，物產豐饒。江南地區自六朝，便是全國經濟、文化的中心。經隋唐的發展，江南更得到了空前的繁榮，北宋時期江南文化經濟仍占重要地位，南宋時期浙江杭州更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其發展至元末，因受戰亂之波及而發展稍挫，但到了明代統一全國後，經過一段休養生息，經濟繁榮再現，商業的通達，財富的豐足，為文化藝術發展提供了有利的物質條件，江蘇、浙江等地也因此成為歷代文人薈萃，藝術家也在富豪名流多方贊助下，得以專心從事藝術創作。

明晚期的江蘇浙江一帶的江南地區，已是經濟極度發達，文化極度成熟。江蘇蘇州的作坊就是高度經濟發達下的產業，而同期考取進士的書生當中，江南地區的江蘇浙江一帶就占去三分之二。經濟和文化的雙重發展，是評價一個地區文明程度的決定性條件。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有興致去營造身外之物，而能真正將其發展成一種文化體系，則是有賴士大夫的廣泛參與。

因為明代政治舞臺始終風雲變幻禍福莫側，官場傾軋仕途艱險，盡管江蘇浙江一帶考取功名最多，但這一帶也是在野士大夫雲集的地方。他們因各種緣由而不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最後只能寄情山水，園林因此成為豐富江蘇浙江文化最重要的部分。文人士大夫紳士階層癡心於自身居住環境藝術化，往往參與營造園林書齋居室，定製文房器物與賞玩陳設器用，此類造物盡現江南的靈秀之美，成為精緻生活和文化氣質的產物。文人士大夫的參與，不僅使得園林書齋居室文化韵味得到極大提昇，更將文翫器物提昇成為一門藝術。

江南地區日益昌盛的商業經濟，為藝術家提供了充裕的生活條件和眾多的創作機會，從而誘使許多文人毅然絕意功名，或歷經宦海沉浮的官員，在飽嘗政治上的挫折後，也紛紛加入了在野文人之列。明代隱逸文人所處的江南地區，社會較為安定，生活比較富足，使能書擅畫的隱逸文人能悠閒地遊冶於名山大川之中，盡情發揮書畫創作的怡情養性功用，在江蘇蘇州地區形成了實力雄厚的「吳門畫派」。

明代在江蘇嘉定地區，嘉定派的創始人朱鶴（松鄰）及其子朱纓（小松）、其孫朱稚征（三松），與朱氏並稱朱沈的竹雕刻名家沈大生，都是能書擅畫多才多藝的竹雕刻家，創造出竹雕刻的立體書畫藝術。酷愛藝術的富商、地主、官宦、收藏家，以及士大夫紳士，也形成一個贊助階層，為藝術家提供各種有利條件，如財力資助、收購、結社交友、宴請雅集、品賞名作、遊園觀景、聘請入幕、推薦提攜等等。藝術家參與這些活動，不僅開擴了生活視野，加強了藝友交往，增進藝術修養，陶冶審美情操，也提高了藝術家的社會地位和聲望。在諸多有利條件帶動下，造就了明清時期最具代表性雕刻藝術嘉定派竹雕刻。

四、同時期相關竹雕刻工藝派別與技法

竹雕刻發展到明中期後，才成為一門藝術，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竹雕刻融人了中國傳統文人雅士之中。與當時竹刻藝術發源地嘉定、金陵等地區，周邊濃厚的文化藝術氣息有密切的關聯。明成化至嘉靖年間（1465–1566）文人雅士與書畫家大都集中在太湖沿岸地區，尤其是以文化名城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更是成為全國文人聚集與繪畫中心，並出現許多傑出的畫家如沈周、文徵明等，形成了實力雄厚的「吳門畫派」。明中期以後在竹雕刻領域中很多為竹人兼畫家，不但自擬畫稿而且還自操刻刀，以刀代筆以竹為紙，充分發揮能書詩善繪畫的特長，將畫法巧妙地融人到竹雕刻藝術之中，從而使繪畫與竹雕刻更加緊密地結合為一體，對竹雕刻藝術的形成與日臻完善起了積極正面的推動作用。如嘉定派的創始人朱鶴（松鄰）及其子朱纓（小松）、其孫朱稚征（三松），與朱氏並稱朱沈的竹刻名家沈大生，清早期竹雕刻名家吳之璠、周芷巖……等等，都是能書擅畫多才多藝的竹雕刻家。

明末清初文化藝術的空前繁榮與蓬勃發展，同時竹雕刻藝術也隨之蓬勃發展。除在以嘉定為中心的鄰近地區蓬勃發展以外，周邊的金陵等地區也出現了雕刻技法迥異於嘉定派的新流派。竹雕刻因地域傳承與風格不同，就形成以地名與技法來區分特色，竹雕刻流派一詞最早出現於文獻，為清金元鈺（號堅齋，清嘉慶年間人1807 年前後）68著於清嘉慶年間的《竹人錄》，書中記載：

雕琢有二派，一始於金陵濮仲謙，一始於吾邑朱松鄰。

書中更記載：

吳郡金陵多巧工，獨此非嘉定人不能傳其法。

金紹坊（號西厓1890–1979）直接在《刻竹小言》書中指出流派稱呼的原由：

由來言竹刻源流，每依作家地域，分嘉定、金陵兩派，其說始自清金堅齋。……明中葉以前，未聞有以刻竹名者。自正德、嘉靖以還，乃有三朱及李、濮。三朱嘉定人，李、濮金陵人，所謂嘉定、金陵兩派，以此分焉。……。明代竹人，三朱、李、濮外，自具面目，允稱巨匠者，尚有張希黃。……竹刻自明代中葉起，名家輩出，形成專門藝術。此時彫法，大體有三：以深刻作浮彫或圓彫之朱氏刻法；以淺刻或略施刀鑿即使成器之濮氏刻法；以留青為陽文花紋之張氏刻法。

金西厓認為嘉定三朱竹雕刻技法，與淺刻兼略施刀鑿技法的金陵濮澄（濮仲謙），及推出青筠五色之留青陽文的張希黃為代表，按竹雕刻家地域與技法之別，遂有嘉定派、金陵派、留青法三大流派之分。三大流派以嘉定派為明清時期竹雕刻藝術的主流，人才輩出且影響甚為深遠。

（一）、嘉定派

嘉定竹雕刻自「嘉定三朱」創導朱氏雕刻技法，奠定嘉定竹雕刻技法的基礎與總體風格以後，受地域傳承影響，嘉定地域內人士，或家學相傳，或師徒授受或衣缽相承，或意趣相投，承襲者眾多，而且非嘉定人不能傳授此技法。嘉定竹雕刻自開派後，有一批專業藝匠，世代相傳，師徒或兄弟相承，以此爲業。故有利於技藝的傳承和不斷精進，也促成了竹雕刻理論的創立和發展。

因此嘉定竹器，形成具地域性的獨特藝術風格。繼「嘉定三朱」之後湧現了一大批雕刻名手，較為突出的有：秦一爵、侯崤曾、沈大生與沈兼叔侄、吳之璠、封錫爵（字晉侯）、封錫祿（字義侯）、封錫璋（字漢侯）兄弟、施天章、周顥、蔡時敏等人。

嘉定竹雕刻以技精藝巧享譽天下，精於深雕細刻，擅長圓雕、高浮雕和透雕，也兼善陰刻、留青陽文等各種雕刻技法。技藝巧奪天工，作品精美絕倫，爲後世所難於超軼。品種以筆筒、香筒、臂擱、杯、盒、水丞、筆洗、筆格、如意和竹根人物動物等案頭擺件爲主，其他品類亦繁備而無所不包。竹雕刻內容以仙佛仕女、歷史人物、靈獸珍禽、松竹梅蘭、山水風景等傳統題材爲主，中國傳統特色濃厚。

（二）、金陵派

金陵即今南京市及江蘇省江寧縣。相傳戰國時代楚滅吳後，指出東南蘊含王氣，故楚王就埋金以鎮之，此地便名為金陵。金陵數度更名，且時興時衰，但歷代文人雅士每每喜稱之為金陵。明萬曆年間（1573–1620）周暉（1573–1620前後）暢談南京種種的筆記，即名之為《金陵瑣事》與《續金陵瑣事》；金元鈺在《竹人錄》書中也稱之為金陵，故論述明代南京地區的竹刻時，仍以金陵為名。

褚德彝（1871–1942）在《竹人續錄》〈竹刻脞語〉中認為：「淺刻始於明之濮仲謙、李文甫，後來揚州人多效之」。由於金陵派在製作風格上，不事精雕細琢只略施刀斧與淺刻的特色，與嘉定朱氏「高」、「深」、「透」的風格不同，又因他住在金陵，隨即就按竹刻風格將竹刻分成兩派，即金陵派和嘉定派。金陵派竹雕刻代表人物為李耀、濮澄、潘西鳳。

（三）、留青法

竹器雕刻是中國傳統工藝中的奇葩，可以融入雕刻、書畫、詩文、印章、造型於一體，既有把玩價值，又有欣賞價值。在竹雕刻藝術的發展中，形成了各種獨特的表現技法，留青便是其中技法之一。

留青法，所謂「青」是指竹幹外皮的青筠，俗稱「竹青」。只有薄薄的一層包在竹肌的外表；一般竹雕刻總是將這一層竹青削去，而在厚厚的竹肌上雕刻，使在竹肌單一的色調中產生深雕、淺刻、鏤空的變化。若是將竹青留下來，就稱為「留青」。竹青選用深山冬竹，經防黴防蛀處理，成品表面光潤。竹青細滑如玉，竹肌有一絲絲的纖維紋；竹青筠色淺，年久則呈微黃﹔竹肌年愈久色愈深褐，色如琥珀。留青利用竹青筠與竹肌這種色澤和質理上的變化差異對比。

日本正倉院藏唐代樂器雕竹「人物花鳥紋尺八」竹樂器，就是採用留青技法，器身佈滿留青雕刻紋飾，達到呈現主題的藝術效果。另潘西鳳也有一件留青作品傳世，是上海博物館藏「幽菊竹石筆筒」。明清時期留青陽文竹雕刻代表人物有：于倩、尚勛、張希黃。